「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是唐代詩人崔顥在《黃鶴樓》中的名句。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自傳《Out of the Place: A Memoir》的台灣譯本，取名《鄉關何處》，就是出自此詩。相隔一千兩百多年，崔顥跟薩依德相遇，發出同樣的拷問：「我的家鄉在哪裡？」這，也是多少海外華人的心底話。
對於海外華人來說，「歸僑」一辭，真是諷刺。歸了，還得再上路；離開，也會再回來。哪裡，才是安居所？哪裡，才找到心靈的歸屬？如何，才不是異鄉人？澳門，對於我們家來說，一度是過年時節的聚守地，擺兩桌，剛剛好。今天，大家分居香港、巴黎、多倫多。只有我，回來澳門了。
這是一個關於廣東三水、金邊、廣州、澳門……的「歸僑」故事。
大家都應該聽過「賣豬仔」的故事吧！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主要是沿岸人口，離鄉背井到舊金山、南洋掙錢謀生。太公（外公的父親），原籍廣東三水，才七歲，應是十九世紀末的事情，隨鄉裡人到越南打工，輾轉到了柬埔寨首府金邊，開啟了他的機械廠事業。後來，工廠穩定了，回三水娶了二房，即親太婆。後來聽母親說，太公之所以娶太婆，是因為元配二度仍生「賠錢貨（女孩）」。約二十年代（準確年份無人記得），外公出生，那時太公大部分時間仍在金邊管理廠務，外公和太婆則留在三水。三十年代中，太公因病去逝，當時只有十七歲的外公身為長子，摃起家業，離開才成親兩年的媳婦（外婆），隻身南下金邊。而太婆及餘下子女，仍留住三水。那時的鄉下人，非迫不得已，為生計，大概不輕易離別熟悉的土地和親近的人。
然而，戰爭卻會摧趕眷鄉人。四十年代初，為避日軍蹂躪，太婆帶著大小（包括外婆）及細軟，逃至金邊。這場戰爭，開啟了近代大量沿海居民越疆南逃潮。我們家，只是大海中飄搖的一艘小船。接下來，媽媽七兄弟姐妹陸續在金邊出生，那是一美麗的南洋小城，至今，他們還念著小時候常常逛遊的「長花園」、「新街市」，還有可口惹味的越柬菜：越南牛肉粉、金邊粿條、酸魚湯……。二戰後的柬埔寨，經濟迅速恢復，物產豐饒，雖然仍受法國殖民統治，但華商家庭生活悠然。而那時，在中國大陸，「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海外華商紛紛回鄉投資建設。外公也不例外。媽媽轉述太婆的回憶，外公曾捐贈大批鋼鐵磚石回鄉建設，也參加了第一屆廣交會。那是一九五七年春，外公在交易會上買了大批鋼材運回金邊，是當時頗為活躍的僑領。僑領意味著什麼？一九六零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金邊，轟動華人社區，而在外公澳門的家，便長掛著一幅他當年在停機坪迎接周恩來的握手照。
一張合照，是榮耀，也是忠誠。
今天，不少人批評海外華人捐獻母國，大多是圖財為利！也許部分人是，但如果當這些華商愛國愛黨愛到連子女也送回國家接受教育，相信，這裡頭不僅是利益，還有忠誠、信任和眷戀。起碼，今天富商捐款蓋建希望小學，卻把兒孫送往西洋念書，最好還要拿本護照作保險。一九五八年，媽媽被送回廣州念中學。事實上，兩年前，大姨媽已當了先頭部隊，接著，三個小舅舅及太婆也回到廣州，並在環市路的華僑新村買了一層千呎公寓，踏上歸僑路。華僑新村，是全中國第一個由政府主導，專為華僑歸鄉定居而建的社區。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建設華僑新村，當時，從馬來西亞、印尼歸來的華商成為華僑新村興建的主要支持者。新村裡一般蓋著二、三層的洋房，與東南亞富人居住的房子建築設計相近，跟那時大陸一般以實用性為主的建築大不同。當時已經上任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革命畫家何香凝，為華僑新村、華僑小學及華僑幼兒園親筆題字，還稱讚新村是「歸僑、眷屬的幸福樂園」。
是的，到過華僑新村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那裡林蔭小道、茉莉花香，還有在寧靜夜晚閃閃引路的螢火蟲。然而，這個幸福樂園，在一場政治風暴之下，也不得寧靜了。文革鬧得最烈那兩年，家裡吵，家外鬧，華僑新村染了一片紅。
母親回憶，那時，家裡五兄弟姐妹，兩個東風派，兩個主義派，一個參加了致公黨。飯桌上，支持省政系統（實際上支持劉、鄧）和支持黨系統（支持毛）的兩派便對罵不停，「有一次，差點打起來。」家裡，兄弟晚上吵，翌日再抱頭。但家外，有些痛折磨滅不掉。還記得媬姆說過，紅衛兵鬧得暴烈時，一名紅伶被剃了個陰陽頭，罰在街上掃樹葉。媽媽也記得：「樓下的印尼仔，晚上一個個拿起木棍去巡邏，以防紅衛兵要衝來。後來幸好周總理下令，要保護華僑新村，才能安全渡過那幾年。」家是保住了，但小舅舅和阿姨還是被下放到海南島，每天清晨割橡膠。小舅的小指頭，就是那時不小心割斷的。而大舅，本來考上北京鋼鐵學院（後改作北京科技大學），但上學不久便遇上文革，被迫停學，分派到韶關的工廠，結果，染上嚴重肝炎。
紅色的土地，嚇怕了海外華人；歸僑路，急轉彎。文革結束後，太婆執意三個小舅舅必須馬上離開大陸。不久，外公透過關係，三人均下南香港。而一直在金邊的外公，則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遷居澳門。當時，美國支持的朗諾將軍發動政變，推翻西克努克王權，外公身為「紅色資本家」，事前收到風聲，拿了證件及少量現金，隻身北返，先暫居廣州，後移居澳門，跟外婆和小阿姨，一住便二十幾年。當時外公選擇澳門，而不是廣州，真正主因是什麼？「身體不適應廣州」？還是怕紅色風暴再臨？已很難考究，唯一記得清楚的是，他定居澳門後，每個禮拜六下午，都要去歸僑總會，開會？下午茶？不太瞭解，還有，他連看醫生，也要看僑會的「賴醫生」。總之，「僑會」這兩個字，從小便聽說。長到很大之後，才曉得，僑會原來是一個由海外歸來華僑組成的愛國組織。裡面的公公婆婆，都很「愛國」，愛看《文匯》《大公》。外公當然也不例外，當時家裡訂的就是《文匯報》，直到「六四」期間，一度停訂，但幾個月後，又見該報出現在家裡。還記得九十年代初，每次跟他討論那件事，他總說：「事情很複雜，不管如何，我們還是應該支持國家發展的。」二千年，外公病逝，當時，身邊只有母親和大姨媽，一個舅舅已定居巴黎，另一個則全家移民多倫多，還有一個，主要時間在大陸開工廠，另外兩個阿姨，則已經嫁到香港。而我，從廣州、澳門、台灣、巴黎、到香港，今天，又回到澳門。
歸僑，還沒有終站。澳門，對他們來說，也許是一個喘息的空間；也許，是生命中最後一程，然而，要到什麼時候？他們才不需要飄泊？心靈，到什麼時候才找到歸宿？甚至，不再成為自己及國家的異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