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梅加瓦蒂投身於政治活動前與夫婿道菲克基瑪斯(右)、女兒布安、弟弟古魯(左)前往澳門造訪司徒夫婦。
在筆者看來，司徒眉生迄今七十多年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無不與中印（印尼）關係的走向密切相連。1967年10月至1990年8月，中印（印尼）兩國中斷了外交關係。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裏，烏雲不僅籠罩在兩國上空，更桎梏著以“政敵”身份滯留在澳門的司徒眉生。
1965年險遭綁架的恐怖遭遇像魔影一樣總也揮之不去，為此，他中斷了和印尼的一切聯繫。但在其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著生於斯養於斯的家鄉，惦念著那裏的朋友與親人，每當聽到印尼的消息或有印尼的朋友來澳門，仿佛都牽著他的心。直到1971年馬立克外長通過駐港總領事和他聯繫，才和印尼官方恢復了一些交往。1972年後，這些交往斷斷續續，並不密切。
大約在1978與1979年之交的一天，一位名叫林寶星的印尼華人登門拜訪。一見面就對司徒眉生說：“您的老朋友
馬立克在信中說，林寶星是蘇哈托總統最要好的華人朋友，就如同你和我的關係一樣。他是受印尼政府後勤事務總局的委託，前往中國替政府採購大米、白糖。希望司徒眉生協助他與中國有關方面接觸，促成這筆買賣。
司徒眉生二話沒說，當即通過澳門南光公司向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說明了情況。由於國與國之間關係中斷，只好通過民間管道，前後整整花去兩年時間，頗費了一番周折，才做成這筆生意。
過了不久，林寶星給司徒眉生來電話說：“我向蘇哈托總統談過您。總統表示，想找機會和您當面聊聊中國的情況。”
司徒眉生聽了，認為只不過是蘇哈托隨口一說而已，根本沒往心上去。不料，1981年農曆春節期間，時任印尼國家情報總局官員、司徒眉生當年的一位朋友蘇地爾查突然打來電話稱，他後天要隨同國家情報總局副局長貝尼．慕爾達尼將軍一塊飛來香港見司徒眉生。為什麼，什麼事？一概沒說。司徒眉生好生納悶，心裏隱約還平添了一份擔憂。但是，司徒眉生欲見老朋友的心切，還是如約去了香港。
貝尼將軍原也和司徒眉生認識，所以，一見面就開宗明義地說：“我是奉蘇哈托總統之命來見您，總統想請您回印尼一趟，要同您會面。”見司徒眉生一臉狐疑的樣子，又補充道：“總統見完您就可以返回澳門，保證來去安全。”
司徒眉生頗感愕然，問貝尼：“總統請我去是什麼意思？”
貝尼答：“完全不知道。總統只叫我來請您，其他話總統沒講。”正是這位貝尼將軍從香港回去後不久，即被蘇哈托總統破格提拔為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
神秘的人，神秘的事，司徒眉生感到事情來得太突然，又很蹊蹺，不敢貿然應諾。想了想，說：“眼下正忙著，等過
三天后，秘書回電說：“馬立克副總統已當面問過總統，總統說就是想向您瞭解中國的有關情況，只談這方面的事，談完就回澳門。馬立克副總統可以保證您在印尼的安全。”
蘇哈托之邀，究竟是禍還是福？司徒眉生仍然心存疑慮。遙想當年，“9．
但是，既然有馬立克作保，更何況堂堂一國總統之邀也難以謝絕。一個星期之後，司徒眉生正式答復了蘇地爾查：“願意回印尼去見蘇哈托總統。”當時親友們都說：“那就多帶幾個人同去吧。”司徒眉生笑了，人家堂堂一國總統麾下幾十萬大軍，即使有一師的人馬保護也沒用。既然決定要去，就一個人單刀赴會。
行程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如期進行。蘇地爾查親自到香港接司徒眉生去雅加達，就連印尼駐香港總領事館也沒有告之，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直飛印尼。闊別17年的雅加達機場，此刻，已被夜幕重重籠罩，一切都讓司徒眉生感到那麼陌生。為了穩妥起見，司徒眉生拒絕住在事先為他安排好的一處保密地點，要求安排住在雅加達最好的賓館——文華東方酒店，並讓他的朋友也一起住進來，以防萬一。
第二天一早，貝尼將軍就來賓館通知司徒眉生：“今晚8點，總統在官邸會見你。”並說：“為了保密起見，你7點30分先到林寶星家，差5分8點再由林家去總統官邸。”
果然如前所聞，當林寶星陪著司徒眉生準時來到蘇哈托官邸時，蘇哈托熱情地與他們握手問候，並親切地直呼林寶星的名字，讓他也留下一塊兒談，說明對林寶星很信任。
一陣寒暄之後，林寶星作陪，蘇哈托和司徒眉生開始了談話。
蘇哈托說：“最近，臺灣‘行政院長’孫運璿來印尼訪問，好像中國反應很強烈。其實，孫運璿來印尼訪問完全是私人性質的，不是官方訪問。他也在你住的文華東方酒店住，我也是在家中見的他，我和他只談了3-4分鐘。我相信今晚咱們之間不至於只談3-4分鐘吧？”
蘇哈托誠懇地說：“你有機會跟中國朋友講講，孫運璿來訪完全是私人性質，印尼還是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雖然，我們國家目前社會政治情況還不具備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的條件，而且東盟國家普遍對中國還不太信任。不過，我們倒很願意先從恢復印中直接貿易入手，作為改善全面關係的開端。這個意見你是否可以轉達給中國方面？”
司徒眉生認真地聽著，拼命地往心裏記著。
蘇哈托問：“你還有沒有和中國聯繫的管道？”
司徒眉生謙虛地回答：“管道還是可以找到的，這個我會幫您轉達。”接著，蘇哈托總統向司徒眉生詢問了一些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司徒眉生就自己所知道的，簡單地向蘇哈托講了一些。強調中國正在埋頭搞建設，減少了意識形態的爭論。
此後的話題，變成蘇哈托向司徒眉生介紹印尼10多年來的變化。他滔滔不絕，談興大開，列舉了工農業增長的一連串資料和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知不覺一個多小時過去了。蘇哈托望望牆上的掛鐘，問司徒眉生：“你打算什麼時間回去？”
“明天就走。”
“不行，不行。”蘇哈托擺擺手道：“我已把你回來的消息，告訴了你的幾個朋友。你們也要見見面啊。”
見此狀，司徒眉生欣然答應，順便提出：“如果多留幾天，我請求看望一下蘇加諾的親屬。”
蘇哈托極爽快地說：“您願意見誰就去見誰。”
臨要起身告辭了，蘇哈托突然又問：“您現在做什麼事？”
“在澳門做買賣。”司徒眉生回答。
蘇哈托用幽默的口吻，道：“我作為總統不能做買賣，但兒子在做買賣。”他說完馬上叫兩個兒子出來，介紹給司徒眉生認識，並說：“以後能和他們做買賣也可以做。”
分手的一刻，兩個人的談話已經足足超過1個半小時。臉上鋪滿微笑的蘇哈托緊緊握著司徒眉生的手說：“今後歡迎你隨時回來。”
與蘇哈托總統見面之後，司徒眉生心中的石頭徹底落地了。他也就沒顧忌在雅加達公開露面，頻繁地走親訪友，聚會敍舊，一呆就是12天，瞭解到不少情況。原來，中國自１９７９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和平崛起的步伐逐漸加快，世界格局亦越來越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在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下，印尼作為東南亞一個大國，為了本身政治和經濟利益，不能不考慮改變對中國的政策。但蘇哈托總統的對華政策受本身的疑慮偏見和內部不同意見的影響，也受到反對複交勢力的掣肘和干擾，使蘇哈托在複交問題上強調要“謹慎行事”，複交進程十分遲緩。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的觸動下，蘇哈托才邀請司徒眉生回國面談。
一回到澳門，司徒眉生就通過有關方面向中國當局傳達了蘇哈托的意圖，不久，又兩次回印尼，為恢復發展中印貿易四處奔波。從此，司徒眉生又以蘇哈托總統“政敵”的身份，為開始鬆動的印中兩國關係穿針引線。
歷史已向人們展示，在經歷了長達19年的貿易斷層之後，中國與印尼在1985年簽署《恢復直接貿易的諒解備忘錄》，雙邊貿易從此開始了質的飛躍，並為兩國1990年正式複交，奠定了基礎。筆者不敢說在推動兩國複交的歷史進程中，司徒眉生先生發揮了多麼大的作用。但是，他於個人安危而不顧，冒著極大的風險，充當恢復印中友好關係的“密使”角色，其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