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即從1950年10月的第五屆聯合國大會起，到1971年10月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國家向大會提交議案，要求把被臺灣佔據的聯合國席位給予中國，最早是印度、蘇聯等國。但在美國的極力阻撓下，最初幾年聯合國大會以“不列入議程”(即暫予擱置)處理。1960年以後，國際情勢已經改變，在這10年當中，隨著亞非拉許多新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會員國數從60個增加到99國。在1961年的第16屆聯大上，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國家由11票激增到42票；棄權數從4票跳到22票。臺灣眼看大勢不妙，“暫予擱置”的老辦法顯而易見行不通了，不得不改變腔調和手法。在美國的全力護盤下，又提出所謂“重要問題案”需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也就是“任何有關代表權爭執的議案應視為重要問題，要以到會投票的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之”，續圖頑抗。
到了1971年，國際冷戰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1971年4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導演”的乒乓外交轟動了全世界，隨後，基辛格和尼克森相繼訪華，自1968年開始解凍的中美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到了26屆聯大前夕，聯合國在恢復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形勢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生著有利於中國的變化。
就在這個關口，恰巧輪到印尼擔任聯大會議的主席國，而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又將走馬上任聯大主席。他立刻命令印尼駐香港總領事蘇達爾多.西吉準將設法與在澳門的司徒眉生取得聯繫，“我要親自去香港面見司徒眉生。”
馬立克何許人也？馬立克原是印尼開國蘇加諾領導民族獨立鬥爭時期的親密戰友，早在印尼獨立前就跟隨蘇加諾出生入死。獨立後，曾擔任印尼駐蘇聯大使和政府商業部長，由於在個別問題與蘇加諾的觀點差異，遭奸佞小人的挑唆，被視為“託派”人物，漸漸受到蘇加諾的冷遇，降為不管部長。身處逆境，昔日之好友紛紛躲避，棄他而去。雖說勢利自古就是官場的傳統，但臨到馬立克頭上，還是讓他無法承受。他沉悶、憤激！就在他倍感世態炎涼、孤獨無助的時候，有一個朋友還守候在他的左右，讓他刻骨銘心，這個人就是司徒眉生！
馬立克與司徒眉生結識，早在1947年夏季。當時，年僅19歲的司徒眉生，以印尼華文報紙《天聲日報》見習記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採訪重要國務活動——共和國“臨時國民大會”，“臨時國民大會”選在離日惹400多公里的瑪琅召開，就在從日惹趕往瑪琅的這趟火車上，司徒眉生與同乘一趟列車的蘇加諾結下不解之緣，也與時任印尼《安達拉》通訊社社長的馬立克建立了友誼。自那以後，司徒眉生與馬立克交往頻繁，因為談得來，常和另一位好友卡米爾(曾任印尼外交部司長、駐聯合國大使，以後和蘇哈托結為兒女親家)三人相約去雅加達郊區吃烤羊肉串，“每月至少聚餐一次”，漸漸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被周圍人昵稱“三人行”。
人走背的時候感情最敏感。那一段時期，馬立克每次去面見總統，只有司徒眉生願陪同他前往總統府。所謂患難見真情，馬立克從這點點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誠和俠氣，內心深處牢牢銘記司徒眉生的為人品行。也正是由於這種真誠深厚的情感淵源，馬立克在走馬上任聯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這位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1971年4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門平靜生活了近6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駐香港總領事館打來的電話：“我是印尼駐香港總領事館機要領事沙迪亞爾,馬立克先生要我們與你聯繫，他不久要來香港，希望能見到您。”
司徒眉生一聽是老朋友馬立克要見他，馬上回答：“我願意去香港見他。”
似乎對司徒眉生如此爽快的答應不放心，第二天印尼駐香港總領館機要領事又專門趕來澳門當面徵詢司徒眉生，得到確切答復後，方正式函告國內：“司徒眉生很願意見到馬立克外長”。
不久，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即由卡米爾大使陪同專程飛來香港，與司徒眉生見了面。兩位摯友的處境和往日比，整個顛了個個兒：蘇哈托靠武力罷黜蘇加諾而上臺後，立刻“請逸民、舉隱士”，遭蘇加諾冷遇的馬立克，因禍得福而被重新重用，擔任外交部長；司徒眉生則因受牽連而蝸居澳門，以行商為生，躲避迫害。
這是他倆自1965年司徒眉生逃離印尼後的第一次見面，久別重逢，兩顆參透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的心交融在一起，彼此內心都充滿了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複雜感受。尤其是司徒眉生，對馬立克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的態度，更是充滿了感激。一陣寒暄之後，馬立克即宣明來意：“我已當選本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本屆大會最主要的一個議題，就是恢復中國席位問題。”馬立克接著說：“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蘇哈托總統肯定不支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案，但不至於公開反對。所以，我很想瞭解中國的立場。目前，印中已中斷外交關係多年，溝通起來比較困難。你是我的老朋友，又與中國上層熟悉，如果可能的話，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個口信，表明我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權利的深切關注，徵詢一下中國政府對加入聯合國的看法，他們對本屆聯合國大會很有可能出現有利於中國的新情勢如何應對。”聽了馬立克的請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時不知如何表態。憑藉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敏銳的政治嗅覺，他意識到這是一項極重大的任務，自己能不能擔當？有沒有能力擔當？約莫過了幾分鐘，司徒眉生才用一種遲緩的語調答復說：“行吧，我試試看。”
回到澳門，司徒眉生立即把這件事講述給當時擔負中國與澳門聯絡工作的“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並請他們協助與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取得聯繫，並表示願為此事去北京向中國領導人當面轉達。
但是，兩天過去了，不見北京方面有任何反應。司徒眉生深知中國當時的形勢，“文化大革命”正處在膠著狀態，狂熱的人們像著了魔似地熱衷於造反和武鬥，連周恩來總理本人都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對於本屆聯合國大會極有可能恢復中國席位的前景和所面臨的各種困難，最高決策層肯定無暇顧及。再加上中國領導人當時普遍認為，在蘇哈托當政期間，馬立克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作為。因此，沒有任何準備和打算，一付順其自然的態勢。毛澤東主席甚至說，今年進不了聯合國，就不參加唄。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會有結果，無奈之下只好請馬立克先回雅加達。臨別之際，馬立克再次叮囑老朋友：“我9月初去聯合國上任還要路過香港來見你，請你一定再幫助摸摸中國方面的態度。”轉眼到了九月初，馬立克與司徒眉生如約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過澳門南光公司再次與北京聯繫，仍然沒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來見馬立克。
面對上述情況，馬立克沒說一句話，猶豫片刻，從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檔遞給司徒眉生，面有難色地說：“關於本屆聯大討論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議案，蘇哈托總統已經給我下了訓令。你拿去看看。”
司徒眉生接過文件一看，“訓令”上白紙黑字寫明：要求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提交的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案投棄權票，對美國的提案投贊成票，即支援美國在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看完蘇哈托的“訓令”，司徒眉生用拳頭狠狠拍擊沙發的扶手：“這豈不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嘛！”
客廳驀然無聲，誰也不說一句。
過了一會兒，馬立克打破沉默說：“我個人始終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才能達到亞洲和世界的穩定。可是，蘇哈托的訓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觸，我很為難啊！你的看法應該如何辦好呢？” 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覺察到事態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了自己原來的估計，不禁為中國能否順利加入聯合國擔憂，更為老朋友的政治命運擔憂。司徒眉生終於開口，道：“你研究過聯大議事規則和主席的職權沒有？有無特別發揮的空間？”
“仔細研究了，空間還是有的。”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辦法在此空間裏實現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繼續說下去：“你現在已被選為本屆聯大會議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國外長的角度處理問題，而應站在聯大主席的立場上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後，又道：“你作為印尼外交部長最多不過幹一二十年，可印尼作為聯大主席國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個人能擔任聯大主席，更是千載難逢啊！這是歷史的重托啊！你要緊緊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爭取流芳百世啊！”
馬立克聽罷司徒眉生一番至誠的話語，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設身處地替自己著想的濃濃情誼。馬立克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跡：“我應該爭取，我會努力爭取的。”
這次晤面，兩位老朋友私下裏談了很久，也談得很深。不料，司徒眉生從香港剛一回到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心急火燎跑來對他說：“北京方面請你立即收拾行裝，即日到廣州轉飛北京。因為有中央領導要見你！”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馬立克準備派私人顧問專程前來北京徵求周總理的意見，就雙方的配合工作具體磋商。得此消息後，周總理讓我安排專機，把他從廣州接到北京。”
這個“顧問”就是司徒眉生。
時隔一段時間之後，司徒眉生才得知，原來，他在北京的那段時間，中國發生了林彪叛逃國外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重大事件，將其北京之行的安排全部打亂了。
馬立克實踐了自己的諾言。表決結果一出來，第二天一早，馬立克就囑卡米爾給司徒眉生打來越洋電話，急切而又興奮地問：“你聽到消息了沒有？”“聽到了！”
卡米爾立即用英雄凱旋式的語氣說：“回程時馬立克外長和我可能要取道香港，稍事休息再回國。你可要好好陪我們逛逛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