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周恩來總理在中國駐印尼使館接見採訪萬隆會議的印尼記者並與他們合影。左起第四人為司徒眉生。

一轉眼，整整五十年過去了。萬隆會議精神至今仍作為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合作的普遍原則，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遵守。如果蘇加諾、尼赫魯、吳努、周恩來等會議發起人和宣導者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為之感到由衷的欣慰。那實在是在一個不平凡的年代，召開的一次不平凡的會議！遙想當年，親身參加萬隆會議自籌備到結束全過程的司徒眉生，面對記者的追問，無不感慨地說：“要敍述的事，實在是太多了！”接連兩個下午，司徒眉生向記者追述了那段他所親歷親聞的氣氛和情景。

“最初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的人是蘇加諾總統”，司徒眉生道：“也是他欲實現其政治抱負的一次偉大實踐”。早在1928年，蘇加諾在他年僅27歲時就發表過一篇反映其思想主脈和政治志向的文章《印尼和泛亞細亞主義》，強調正在爭取獨立和公平的亞洲各民族之間團結覺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揚“如果中國的龍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獅、緬甸的孔雀、泰國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賓的老虎以及印尼的雄牛，都能團結一致，奮勇抗爭，必能把國際殖民主義的枷鎖砸得粉碎！”正是在這一理想的追求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加諾帶領印尼人民掙脫了荷蘭殖民者的長期統治，獲得了國家獨立，當上了開國總統。與此同時，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繼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印度支那3國人民取得抗法戰爭的勝利；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國家舉行反帝武裝鬥爭等。到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出現了近30個民族獨立國家。這一歷史的大趨勢，給了蘇加諾巨大的鼓舞與信心，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豪邁與自信：實現自己泛亞細亞主義理想的時刻真正來臨了！ 

1954年4月的一天，即將動身前往斯里蘭卡出席南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斯里蘭卡、印尼）總理會議的印尼總理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前去總統府領命，總統面授機宜說：“三十年前，我們在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就提出要加強亞洲各民族間的團結，現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國總理會議上如果能爭取大家同意召開一個亞非國家的聚會，並由印尼來主辦，我就很滿意了！”這倏然而至的重大使命，讓阿裏總理心裏感到沉甸甸的。在五國總理會議上，阿裏總理瞅准一個機會，委婉地提出舉行一次更廣泛的亞非國家會議的設想。他先從亞非地區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講起，接著列舉出殖民主義不甘心自己在亞非地區失敗的種種動向，最後分析了新興國家相互支持，團結一致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必要性。在阿裏總理至誠勸說下，與會者反應雖然不很熱烈，但也沒有人表示反對。最後，總理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接受印尼總理的建議，由印尼進行其可行性的調研”。聽了阿裏總理的彙報，蘇加諾咧嘴笑了。連阿裏也沒有想到，他帶回來的這個連自己都不滿意的結果，卻正中蘇加諾總統的下懷。蘇加諾總統緊緊抓住五國總理的“授權”，立即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熱忱，命令外交部全力進行籌備，並且明確指示：不是調研，而是進行會議準備！阿裏總理和外交部深感肩頭責任重大。阿裏認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援，因為當時印度在亞非國家擁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經過多方面深入細緻的工作，阿裏總理先是說服了尼赫魯總理發表了聯合聲明：“兩國總理討論了舉行亞非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會議是必要的，而且對維護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希望能儘快舉行。”不久，他又飛赴仰光與緬甸總理吳努簽署了同意召開亞非會議的聯合聲明。與此同時，以印尼外交部亞洲、中東司司長蘇卡佐為首的籌備班子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頻繁地開始了與亞非各國駐印尼使館的聯絡疏通，以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

1954年10月底，印度總理尼赫魯應邀訪問中國，他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希望南亞五國總理準備的萬隆會議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周恩來明確地向他表示：中國政府支持印尼總統創議的亞非會議，支持尼赫魯總理對亞非會議的贊助，我們願意參加這個會議。在尼赫魯總理訪問中國一個月後，緬甸總理吳努于11月30日至12月16日應邀訪問了中國。毛澤東主席在同吳努總理談到亞非會議時，毛澤東主動說：“對於亞非會議，我們很感興趣。尼赫魯總理告訴我們，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擴大和平區域和反對殖民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宗旨很好，我們支援這個會議。如果各國同意，我們希望參加這個會議。”

然而，國際政治局勢的發展越來越複雜。司徒眉生追憶到此，情緒激奮起來。他忿忿地說：“試想一下，在冷戰時期，要召開一個脫離西方國家，為捍衛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亞非會議，豈能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對？”美國為了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把矛頭首先對準中國。1955年1月，美國國會授權美國總統為“防護和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不受武裝進攻”，可以“使用美國武裝部隊”。2月，美國完成了批准美蔣條約的立法程式。3月，美國總統和國務卿又多次叫嚷要準備同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在此期間，美國還捏造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利用政治拉攏和經濟引誘的辦法加緊對一些與會國施加影響，要它們在會上既要“同共產主義影響作鬥爭”，又要“抵抗中立主義的壓力”。

正是在這種冷戰局勢的壓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亞五國總理會聚印尼的茂物開會，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要不要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果然不出所料，會議出現了分歧：反對邀請的意見認為，由於許多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國家和中東國家還沒有和中國建交，他們會因邀請中國而不參加亞非會議；而支持邀請的意見則認為，如果沒有中國參加，這次會議就沒有任何意義。眼看著會議出現了僵局，會議主席阿裏總理卻表現得異常冷靜與持穩。他秉持民主的態度，巧妙地發揮印度和緬甸兩國總理的鼓動性和影響力，又主動挑重擔，把說服中東國家參加亞非會議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這樣，似乎沒了爭論的話題，會場驀然無聲。與會者終於達成了一個有先決條件的決議：“在印尼總理承諾將向阿拉伯國家做工作和說明後，會議同意邀請中國參加。”至此，召開一次“表明亞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國家二百年來的統治和剝削後的覺醒”（注：印度總理尼赫魯語）的亞非會議曙光，已經清晰地顯露出來了。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

為了應對各種莫測的變化，一天，蘇加諾又找來總理阿裏、外交部秘書長兼亞非會議籌備組秘書長魯斯蘭．阿卜杜甘尼等幾人商量。蘇加諾說：“出於周全的考慮，我們要設法將茂物會議的情況透露給中國，以便讓他們早有預料，早有準備的好。”大家都覺得非常有必要，並商量了一個口徑，交由魯斯蘭負責策劃並執行。從總統府出來，魯斯蘭心裏就在琢磨：“怎麼和中國談呢？接替中國駐印尼首任大使王任叔的黃鎮大使剛剛到任，彼此還不熟悉。如果走外交途徑，有些話不好說，弄不好會造成誤會，最好是通過民間途徑。找一般的人,一般的新聞記者去,中國未必會相信。司徒眉生就不同了，他既是新聞記者，又是蘇加諾總統所信任的人，還是中國血統，和中國使館的人也熟悉。對，就找他去傳話！”  

此時的司徒眉生，雖然掛著總統辦公廳工作人員的頭銜，常來常往于總統府，但還一直在《新報》任記者。從籌備到結束的整個亞非會議期間，他始終以雙重身份參與其中，與魯斯蘭相知甚深。所以，司徒眉生一踏進魯斯蘭的家門，魯斯蘭便開門見山地說：“給你個重要任務，你得幫幫我啊。”接下來，魯斯蘭秘書長詳盡地談了所傳話的主旨，即：印尼方面希望中國能來參加亞非會議，但有人反對，不過問題總會解決的。同時，也讓中國方面瞭解掌握其他國家的顧慮與分歧，以便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 

聽明白魯斯蘭的意圖後，司徒眉生一口應諾：“我一定想辦法完完整整把話傳到中國朋友那裏”，態度十分積極。在仔細讀完南亞五國總理茂物會議記錄的檔後，司徒眉生以記者的身份，幾次去中國大使館登門拜訪。他先後找了袁庚（改革開放後為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的創建者）等幾位他熟悉的負責華僑事務的領事，在與他們的“閒聊”中，若無其事地將要傳遞的話透露了出去。很快，黃鎮大使也找了個理由約司徒眉生先生來使館“閒聊”了一次。黃大使只是聽，沒表示任何意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雙方都意會到了對方的潛臺詞。

在亞非會議開幕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955年4月19日，一位代表在上午的大會發言中，突然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國家，大罵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這種當著中國代表團的面毫不客氣的“坦率”，頓使會場氣氛緊張起來，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尚未上臺“亮相”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身上。此時，蘇加諾、阿裏等幾位主持會議的印尼領導人，心裏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國會怎麼表態？如果反擊，會議就失敗了。19日下午三時，中國代表在亞非會議上進行大會發言的時刻到了。周恩來健步走上掛滿與會國國旗的主席臺，目光炯炯有神地掃視了一下氣氛凝重的會場，語氣溫和而從容地說道：“我們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不是來立異的……”這位語出不凡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發表的出乎人意料的精彩發言，充滿了寬容、靈活的精神，核心是四個字:“求同存異”。他指出，雖然與會國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應多從彼此的共同點出發考慮問題，求同存異、加強團結，本著反對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旨把會議開好，而不要陷入不利於達成協議的爭論；會議應把大家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最主要的；我們並不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識。在發言的最後，他鏗鏘有力地說：“16萬萬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願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話音剛落，會場立刻爆發出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發言如一陣柔風，把反對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一方的顧慮全部化解了，整個會場緊張氣氛一下子紓弛下來，蘇加諾、魯斯蘭等也大松了一口氣。

司徒眉生欣慰地告訴記者：“當時，我就坐在會場後排的記者席上，親耳聆聽了周恩來這番精彩發言，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周恩來總理是有備而來，求同而來的。”

歷史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五十年後再回過頭去審視這段由司徒眉生先生親自參與的“細節”，竟是那樣的閃亮耀眼！正是這一個個閃亮耀眼的“細節”，鑄造了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座豐碑——萬隆會議。當年亞非會議秘書長、現已89歲的魯斯蘭先生，還向採訪他的記者講述了另外一個歷史“細節”——

孰料，陸續報名參加會議的國家數目遠遠超過當初的設想。兩座酒店的接待設施僅能勉強滿足各國代表團一般成員的食宿，根本無法接待各國首腦。建造新酒店肯定來不及；尋遍萬隆小山城，只有10幾家破舊客棧，更毫無接待條件。身為籌委會負責人、大會秘書長的魯斯蘭和他的部下，急得如坐針氈！正當大家一籌莫展，司徒眉生跑來給魯斯蘭秘書長建議：“借用富商的私人別墅接待各國首腦不行嗎？” 

作為記者，司徒眉生平時跑過的地方很多，接觸面很廣。他知曉萬隆有許多漂亮的豪宅，是各地大富商為來此度假而建造的，平時大都空著。司徒眉生對魯斯蘭說：“這些大富商尤其是華人資本家，雖然有錢，但社會政治地位不高。如果政府要借用他們的別墅招待外國首腦，他們會感到很榮幸的，肯定不會拒絕，我瞭解他們的心態。”

魯斯蘭一聽，如烏雲頓開，大喊一聲：“有道理，好啊！”立即佈置西爪哇省長和萬隆市長，派人去摸底。司徒眉生也跑了不少別墅打探，一如司徒眉生所言，所有被會議選中的別墅，主人無不暢快應諾，難題就這樣迎刃而解了。會議期間，20幾個國家的首腦都被安頓在這些臨時租借來的私人別墅裏，周恩來總理居住的就是達曼沙裏街10號一位華僑的別墅，首腦們對此都很滿意。

魯斯蘭說：房子問題只是個接待方面的小事，但如果沒有房子，會議就開不成，至少是不圓滿。司徒先生做的不為人所知的事，仿佛一幅壁畫，濃墨重彩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側影。這位沉浮宦海、年愈耄耋的老人，用手指著前來看望他的司徒眉生先生滿懷深情地說：“這也是一位參與了‘創造歷史’的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