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作為戰地記者的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與蘇加諾結識，早在印尼得到國際公認真正獨立之前。1945年日本投降後，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更加風起雲湧，在蘇加諾和另一位民族運動領袖哈達的領導下，爆發了“八月革命”，
但不久，荷蘭殖民軍捲土重來，立足未穩的新生政權不得不離開雅加達，將共和國首都臨時遷往日惹。
位於印尼中爪哇南部的歷史名城日惹，雖然是荷蘭扶持的蘇丹王朝領地，但卻有反對殖民主義鬥爭的傳統。19世紀初曾與荷蘭殖民者戰鬥達五年之久，因此，也是當時印尼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印尼宣佈獨立和遷都日惹時，蘇丹哈孟古．布沃諾九世給予全力支持。1946年夏季，年僅19歲的司徒眉生，以印尼華文報紙《天聲日報》臨時記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採訪重要國務活動——共和國“臨時國民大會”，“臨時國民大會”選在離日惹400多公里的瑪琅召開，司徒眉生先從雅加達飛抵日惹，然後又乘火車趕往瑪琅。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蘇加諾也同乘一趟列車趕往瑪琅，而且，此行竟與蘇加諾結下不解之緣！
記不清火車走了幾個小時了，忽然蘇加諾總統來到記者雲集的車廂裏看望。他逐一和每個記者握手問候，當得知司徒是其中最年輕且又是僅有兩位元華人記者時，馬上產生了興趣。因當時能掌握純正印尼語言文字的華文報記者很少，好奇地詢問：“你的印尼話在哪學的？”
司徒答：“是專門在一個印尼文補習班學了一年多。”
蘇加諾聽後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似乎留下很深印象。在接下來的行程中，蘇加諾總統又兩次過來與司徒眉生聊天。最後一次要分手時，問司徒：“你到瑪琅有住的地方沒有？”
“謝謝您，有，由大會統一安排。”司徒很感激地回答。
蘇加諾誠懇地說：“萬一住宿有問題，找我的副官。”隨即把副官介紹給司徒眉生：“如果沒地方住，你就同他住在一起。”
三天的“臨時國民大會”，司徒眉生雖然天天都能在會場見到總統的身影，但終沒有碰面的機會。一直到返回路上，記者們依然和總統一趟專列，司徒才又見到蘇加諾。
“住的怎樣？”總統見面就問。“有地方住，所以就沒有去打擾您。”司徒眉生回答。
“你什麼時間回雅加達？如果來得及，到總統府來聊聊。”蘇加諾回過頭又叮囑副官一句：“你去找他。”誰知，抵達日惹後的第二天下午，總統副官就開車到司徒眉生下榻的賓館來接他去總統府。
總統和司徒眉生足足聊了半個多小時，詳細詢問了他的家庭、個人經歷等情況。顯然，總統心裏已經在醞釀著什麼。末了，蘇加諾交代副官：“以後眉生再來日惹採訪，你一定要引他來見我。”
從此往後，司徒眉生與蘇加諾總統的交往正式開始了。轉眼到了1949年末，與荷蘭簽訂圓桌會議協定。1950年8月，蘇加諾宣佈成立統一的印尼共和國，共和國政府和蘇加諾總統正式還都雅加達。此時的司徒眉生，已經成了可以自由進出總統府的熟客，蘇加諾總統與司徒眉生之間也相知日深。總統越來越喜歡這個既會中文（包括普通話、廣東話、客家話），又懂荷蘭語、英語、印尼語的樸實勇敢的小夥子；而司徒眉生則更加敬重這位渾身洋溢著理想與才華的開國元首。
有道是，機遇永遠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蘇加諾從中學時代起，就深受中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的影響，對政治運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是一位反帝、反殖、爭取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的偉大的民族主義者。而司徒眉生從小跟隨父母從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十四、五歲時就曾坐過日本侵略者九個月的牢獄，飽經磨練，也是一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共同的理想，讓他們迅速聚攏在一起；共同的追求，更讓他們看到彼此在未來征途中的價值。
如果說，司徒眉生認識蘇加諾總統純粹是一種巧合，那麼，蘇加諾對司徒眉生的賞識與重用，卻是有備于事業與志向的需求。
